⑥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第二章个人信息处理规则辟专节确立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特别规定，可视为肯认个人信息的公法权利属性。
[8]因此，我国的信息公开立法应当是对《宪法》第2条第3款规定的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具体化，因为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只有在充分掌握公共信息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参政议政，真正实现当家作主。当再考虑到《宪法》第47条后句对国家扶助文化事业义务的规定，以及序言对精神文明的强调和第22条第1款关于文化政策的规定时，公民文化权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留自由权的面向，以维护文化生活的自主性，就是宪法学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从历史解释的角度看，表达自由条款也无法包含信息自由。事实上，以美日为代表的诸多国家即便在宪法意义上也是如此理解信息自由的。[47]参见黄昭元：《宪法权利限制的司法审查标准：美国类型化多元标准模式的比较分析》，载《台大法学论丛》2004年第3期，第52-56页。但前者接近真正的基本权利竞合，当事人可以同时主张通信自由和信息自由。在此过程中，行为人不仅无须向公权力机关申请，更重要的是，有权排除公权力的干预和妨碍。
在上述事例中，即便现在还不能断言公民的信息自由受到了公权力侵害，[5]却至少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限制，且限制的一方确也提出了值得考量的规范理由，如意识形态安全、净化社会娱乐风气等。所谓双轨理论是指法院在审查言论自由案件时，将公权力的限制区分为针对言论内容的限制和非针对言论内容的限制，从而对前者采取比对后者更严格的审查标准。(65)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并非简单的一部法律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而是具有如同《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8条关于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相同法律地位的规定。
(13)将个人信息界定为公法权利，非但不会带来公权在个人信息领域的膨胀，反而正是为了扎牢控制公权侵犯个人信息的笼子。(66)程啸：《民法典编纂视野下的个人信息保护》，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4期。那么，个人信息到底指向的是一种私法权利还是公法权利？归结起来，民法学者秉持的排他性的私法权利说主要基于以下五点理由：第一，立法确认论。④吕炳斌：《个人信息权作为民事权利之证成：以知识产权为参照》，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4期。
(43)参见王毅纯：《论隐私权保护范围的界定》，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6年第2期。再次，个人信息领域的国家保护义务功能体现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社会保险法、地图管理条例、征信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保护个人信息免受他人侵害的规定。
短短一年半间，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相继推出，为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搭建起了法律框架。(80)这意味着国家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负有积极(作为)义务。(30)参见杨立新：《个人信息：法益抑或民事权利——对〈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的个人信息之解读》，载《法学论坛》2018年第1期。⑤程啸：《论我国民法典中个人信息权益的性质》，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8期。
林来梵：《民法典编纂的宪法学透析》，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关 键 词：民法典 个人信息保护法 宪法基本权利 个人信息受保护权 领域法一、问题的提出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其一改此前零散、碎片化的立法进路，首次在法律层面系统确立了个人信息保护制度，①以适应信息化社会的要求。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进入专题： 个人信息保护 。
(14)第五，法律关系论不区分公权机关和民事主体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信息处理者，认为所有信息处理者与自然人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其出发点在于避免公权力机关比非公权力机关处于更优越地位的情况。在这方面，宪法上的比例原则(特别是包含目的正当性的四阶层版本(63))可以提供有益的思维框架和分析工具。
(68)王利明：《民法人格权编(草案室内稿)的亮点及改进思路》，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二者在处理目的、合法性基础等方面存在不同，但不因此导致自然人与处理者之间关系的区别。
(59)在现实中，完全可能出现特定财产权的人格利益大于特定人格权的人格利益，法律上允许的个人对前者的支配程度要小于后者。同理，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既有公法权利面向，也有私法权利面向，两者同源但不混同。其中，私密领域涉及个人内在思想或者内在感受的外在表现以及根据事物本质应该处于保密状态的行为或者信息，例如私人信件、日记、健康信息、性生活等，其处于同心圆的最核心地带，受法律的绝对保护，任何形式的干预都当然违法。(67)民法典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更为总体、抽象，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则更加具体和技术化。(62)项定宜：《个人信息的类型化分析及区分保护》，载《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然而，基于以下三点理由，这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
这些争论看似是关于个人信息权益在民法上的属性，实则指向其法律保护的强度，因为在民法学者看来，不同属性代表不同保护强度，确定了属性也就能推导出相应的保护强度。(76)反过来，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只是较为系统地规定相关制度的一部法律，其最终价值依凭和规范根据仍归于宪法。
(12)民法典既不能覆盖也不会推翻这些已经存在的法律规定。参见Edward Eberle."Observa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Dignity and Personality in German Constitutional Law:An Overview",Liverpool Law Review(2012).(47)前引(16)，丁晓东文。
(63)刘权：《目的正当性与比例原则的重构》，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此外，《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8条和《欧盟运行条约》第16条也规定了个人信息受保护权。
即便是主张个人信息仅仅是民事权利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公权力机关侵害私权利，私权利主体同样可以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但并非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而是根据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来获得保护。国务院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个人信息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只有在民法典中确认个人信息受保护权之后，才能为个人信息保护的特别立法提供民事基本法依据，特别法应当在民法典规定的基础上，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作更具体的规定，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些程序性和技术性的规定，可以交由单行法或者行政法规来规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的规定，都体现了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对抗国家的防御权功能。
(21)典型代表如德国第二人口普查案确立的信息自决权(22)和美国在华伦诉罗伊案确立的信息隐私权。这进一步夯实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的宪法基础，明确了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基本权利属性。
比如民法典第1034条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第12条规定：国家积极参与个人信息保护国际规则的制定，促进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与其他国家、地区、国际组织之间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等的互认。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1条更是明确承诺：国家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预防和惩治侵害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益的行为，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宣传教育，推动形成政府、企业、相关社会组织、公众共同参与个人信息保护的良好环境。(81)关于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详细分析，参见王锡锌：《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及展开》，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1期。
⑥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第二章个人信息处理规则辟专节确立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特别规定，可视为肯认个人信息的公法权利属性。前引(25)，王锡锌、彭錞文。(26)参见李海平：《基本权利间接效力理论批判》，载《当代法学》2016年第4期。2020年11月12日在比较宪法项目数据库以personal data为关键词做全文检索，可得现行有效宪法26部。
(29)与此不同，权利说则认为民法典虽没有在个人信息之后加上权或权利的字词，但本质上仍然是确立了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理由在于从法律所保护的客体即个人身份信息的独立性、社会实践保护个人身份信息的必要性，以及从比较法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对于个人身份信息的保护，一是不能用法益保护方式，因为其显然不如用权利保护为佳。(49)持财产权说的学者则认为，把个人信息仅仅视作一种人格权，并不能适应复杂的现实调整的需要，特别是在大数据现象以及数据经济旋即得到前所未有的爆发之后，其局限性越加明显，数据经济及其数据资产化趋势，推动了数据财产化的发展，故有必要把个人信息界定为一种新型财产权形态。
阿尔及利亚宪法第46条规定：所有人在其个人信息被处理时受到保护是法律保障的一项基本权利。(51)刘德良：《个人信息的财产权保护》，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3期。
(58)由此可见，在宪法视野中，人格权不一定代表权利主体的强支配/控制，财产权也不必然指向权利主体的弱支配/控制，二者其实同处于一道光谱，权利主体本身支配或控制的强度取决于客体权利所代表的利益。这是在履行国家对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组织和程序保障功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章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